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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就要來了,我們就要告別貧困了嗎?

2019-03-08 11:06:19  來源:南都觀察家   作者:南都觀察    點擊數量:6690

距離2020年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屆時,我國將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各地早已掛起“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標語,貧困縣陸續“脫貧摘帽”。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全國832個貧困縣,少數條件較好的縣在2016、2017年率先摘帽,2018年預計有280個左右的縣達到脫貧條件,到了2019年可能就是330個左右,剩余最困難的縣是少數,將在2020年脫貧摘帽。

 

在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對摘帽縣和脫貧人口的扶持政策要保持一段時間,鞏固脫貧成果。越是到脫貧攻堅的關鍵階段,越要抓實抓細各項工作,確保脫貧有實效、可持續、經得起歷史檢驗。

 

中國關于扶貧的“戰場”正式開辟于1978年。彼時,國家統計局以年收入100元(約為現在的2500元)為標準,劃定了貧困線。此后中國扶貧大體走過了三個階段,分別是1979年至1985年的“制度性變革推動扶貧”階段、1986年至1993年的“政府主導型大規模開發是扶貧”階段、1994年至2000年的“八七扶貧攻堅”階段。2000年以后,中國扶貧步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的扶貧開發”的第四階段。
 
 
 

 

 

 

中國的扶貧成就也常常引來驚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40年的時間里使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回顧過去,最初的貧困線為“年人均純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幣”,后來貧困標準隨經濟發展和消費水平幾經變化,每一次變化都會帶來“新的貧困人口”,甚至連2020年的目標也是“現行標準下”的脫貧。新的調整必然帶來新的貧困人口變化,在某種意義上來講,貧困可以消除,可以減少,也可以增加。(《為什么扶貧幾十年,窮人反倒“越來越多”?》)
這里需要了解兩個概念——“絕對貧困標準”和“相對貧困標準”。前者根據收入、消費、基本生活狀態等制定,后者則根據整體人群收入而確定,比如以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一旦平均收入上升,貧困線也跟著上升。絕對貧困標準在一段時期內是不變的,相對貧困標準則會不斷變動。如果一個國家整體收入高,相對貧困線就高。中國一直所使用的,正是絕對貧困標準,比如經常提到的“年均收入2300元”。
 

李實認為,“2020年中國是否能消除貧困,取決于到時候是繼續沿用既有扶貧標準,還是建立新的扶貧標準。如果按照現有貧困標準,到2020年以后消除絕對貧困沒有太大問題,當貧困發生率低于1%以后,基本就算消除貧困了。

 

“新的扶貧標準則可能是‘相對貧困’的概念,也可能是‘多維貧困’的概念。經濟發展到不同階段,對貧困理解就不一樣,貧困標準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如果采用多維標準,或者再提高貧困標準,消除貧困就變得非常困難。如果采取相對貧困標準,更不可能消除貧困,因為相對貧困是伴隨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來的貧困,只要存在社會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相對貧困就會存在。”
 
 

 

一個社會永遠消除不了相對貧困,只能制定各種各樣的再分配政策、保護性措施,幫助相對貧困人群跟上社會發展節奏,使他們的經濟狀態不至于不斷惡化。
 

貧困如此“頑固”地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貧困的元問題究竟是什么?
 

解答多種多樣,比如生物性的能力強弱、生存性的個體利益最大化取向、社會階層固化……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解釋了在生存性的倫理基礎上,競爭是如何產生出差異,這種差異又如何在政治化與社會化的過程中固定下來,被一部分特權階層所壟斷。

 

 

 
▲ 盧梭及其作品《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 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Marc Michel Rey

 

在原始社會中,采集、狩獵能力強意味著更高的存活可能性,這類人積聚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財富,斬獲了族人的權威與崇拜。政治權力形成以后,處于權力中心的集團和個人擁有更多物力與資源,為維護既得利益,必然會設置障礙堵塞下層上升通道,不平等就這樣產生并鞏固下來。
 

而在中國這個尚處于現代化轉型時期的社會中,貧困的元問題更為特殊,它突出表現為該貧困地區現代性倫理的缺失。缺失的產物就是“現代化的窮人”,他們不具備現代性倫理思維的思考方式,沉浸在一套傳統的、自洽的生活方式中。盡管當地人或許滿足于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然而在現代化的邏輯與趨勢下,這種低物質均衡的生活意味著孩子沒學上,衛生狀況堪憂。
 

李小云認為,扶貧的元方案在于,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特別傳統的群體發生改變?一個人改變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個群體就很難改變了。對很多處于前現代的群體而言,難就難在如何讓他們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李小云:貧困的元問題是什么》)
 

參與扶貧實踐二十余年,也在云南邊疆河邊村實踐了數年,李小云發現,扶貧的挑戰在于區域性貧困,而非個人貧困。現在扶貧遇到的最大挑戰在于深度性貧困的地區和人群,即,問題不在于個體,而在于貧困的群體。
 

當一個群體已經進入現代化,里面的個體如果被落下來,跌入貧困,這其實不屬于貧困問題。個體的問題很容易解決,他可能是因為懶惰或疾病,但他所在的群體整個富裕起來了,幫扶他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但是對區域性貧困的治理就很難。也許是因為地區差異、文化差異,貧困的村莊里,勞動力走不出去,也沒有資源被引進來,基本上維持在一種前現代的狀態。這些地區普遍達不到現代化的福利標準。
 

解決路徑之一是“把現代化的理念嵌入鄉村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超越一些文化的細節或沖突,找到一種共通的東西,既能讓一個群體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又能跟上現代化。
 
 

 

韓青認為,“之前的7億人脫貧,不一定全得益于扶貧政策,其中也包括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近年農民收入的增長,也多是因為外出打工,成為城鎮化進程的受益者。如果在扶貧上過于自信,就會變成的‘致命的自負’,迷信行政干預的力量,不可為而為之,導資源浪費。”他還認為現實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存在人力、土地、資金、智力等耗費,比如近百份需要填寫的扶貧表格。而且任何信息的獲取都有成本,也有誤差。比如,如何計算一戶人家的確切收入?也許他們一年都沒有工資性收入,家里卻有幾頭價值數萬元的牦牛,這算不算貧困?
 

他指出:“扶貧政策的真誠毋庸置疑,扶貧干部的努力也值得尊重,但人世間很多美好的事情,只靠真誠和努力是無法完成的,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我們真正要做的,不是扶貧,而是減貧。扶貧側重于政府的行動,主動為之,而減貧依賴于政府的智慧,因勢利導。在扶貧過程中,要梳理經驗、需要權利視角、民間參與,還要有科學精神。”

 

 

 

再回到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到時候會是一個沒有貧困的時代嗎?
 

李小云認為,2020年實現的是“貧困人口在統計學意義上的消失”,是以每年2300元純收入為統計標準的絕對貧困人口,而貧困本身仍會以各種面貌出現在社會生活中。在李實的描述中,2020年以后的貧困將會是“相對貧困”、“多維貧困”與能力上的貧困。“多維貧困”是諸多與生活水平相關的因素的匱乏,如教育、養老、醫療衛生等社會公共服務的稀缺;能力上的貧困則是直接對準貧困的原生性,更要去關注如老年人、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營生、擺脫貧困的能力。

 

 

現行標準下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并非貧困的終結,貧困依舊存在,亟待新的解決方案。
 

在南都觀察2018年的夏季論壇上,多位扶貧領域的專家、學者指出,首先政府的社會保障制度要切實發揮兜底效應,通過低保使絕對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貧困線以上,確保絕對貧困問題的解決。隨著絕對貧困的消失,下一步就要確定新的幫扶對象,制定標準識別貧困人口,以提高應用人力物力的效率。扶貧的重心要偏向“防貧”、“助貧”,從源頭出發,阻隔貧困的代際傳遞。通過提供營養與有質量的教育,提高貧困家庭兒童擺脫貧困的能力;推動平等就業,促進貧困人口就業,打通貧困人口的上升渠道,使他們有機會成為中等收入甚至高等收入群體中的成員。

 

 

過去一年,這些是我們對于“貧困”問題的部分觀察和討論,并舉辦了一場主題論壇。2020年只是眾多時間節點中的一個,它即將代表一個巨大的成就,也會是我們面對“貧困”問題的一個轉折。當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人口”紛紛走出貧困,“相對貧困”依然潛伏其中,我們會一直關注這個矚目又深遠的問題,它與平等、發展、參與有關,也與我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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