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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臺灣 | 年輕人為什么愿意回鄉村?

2019-07-02 11:37:38  來源:沃啟基金會  作者:陳韋帆    點擊數量:3634

本文編自陳韋帆的實習報告《在土地中汲取重整的力量》

 

 

作者 介紹: 陳韋帆,少數民族女性,教育經歷主要是7年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本科也兼修了經濟學學位。在校期間多參與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人類學方面的調研項目,2008年畢業后,先后加入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樂施會城市生計團隊工作。

 

2014年,出于一直以來的返鄉召喚,離開學習工作13年的北京,回到家鄉云南,在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歡快地工作在流動婦女組織工作的社區崗位上,兩年后調任研究統籌,負責推動連心的行動研究和政策倡導工作,同時也負責滄源、昆明等地社工機構的陪伴督導工作。

 

12年來,她堅信自己的使命在于從日常生活與身體力行開始,推動社會性別公正、少數民族社區可持續發展和青年人成長。

 

陳韋帆來自云南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兩岸青年協作者互派實習計劃2018年成員,2018年秋在臺灣花蓮好事集實習。

 


在地里干活的時候,在山里喝茶的時候,在校園里行禪的時候,我都會突然有一種恍惚感,覺得自己身處宇宙之中,虛無又實在地存在著。這會不會就是一種“萬物皆備于我”的踏實,又或是一種重新回到“全人”的完整?

 

 

出發去臺灣的那段時間,我處于非常焦慮和疲憊的狀態。

 

 

一半因為自己正處于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時期,眼前有很多種可能性,卻沒有太多自信去選擇;一半因為自己深切地體會到生命的破碎,這破碎未必都是壞事,比如有可能讓我更敏感于自己的一些重要人與事,但卻讓我一時間非常渴望一種“完整感”。

 

 

我帶著很多問題在這樣的狀態里跋涉。比如,在培養和陪伴少數民族年輕人的過程中,我體驗到Ta們困于生計和城鄉不公結構的“沼澤地”,也體驗到“社工全能化”在政策空間爭取中的不得不為,以及由此帶給一線同事們的壓力。

 

 

我自己的破碎狀態,也非常明顯地體現在,我所能借助的“工具箱”越來越小,包括思維慣性越來越嚴重,督導視野更加受限,難以支持年輕同事們更多地看到Ta們自己的力量和資源。

 

 

這些狀態和問題,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在臺灣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短短十五天的時間,我盡可能放下自己,多些聊天、提問、思考和體驗,在豐富的信息之中去沉淀。

 

 


 

臺灣花蓮好事集

 

 

為什么農友的生活品質不能提高呢

 

這次實習,我在兩個有機農友家停留了幾天,幫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但更多是和他們訪談和討論,圍繞著農業發展、生命歷程和未來計劃等幾個方面。

 

江玉寶和黃明漢兩家人是當地從慣習農法轉向有機耕作的第一代農友,十幾年來他們不斷地更新對農業和生態的認識,讓我特別感觸。

 

江大哥從“爭取每天5點能夠下班,每周休息一天”說起,到反思“有機農友為城市人提高了生活品質,那為什么農友自己的生活品質不能提高呢?”這大大刷新了我對有機農業“很苦”的認識。

 

但提高生活品質也需要付出代價,農友需要更有智慧地工作,也需要減少自己對收入的期待。

 

“你一天做12個小時的工作,你同時也會錯失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東西,那你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工作呢?”

 

“我們在追求生態的平衡,那我們的心態也需要平衡,否則怎么可能實現呢?”江大哥如是說。

 

更有智慧地做農,其實也是有機農業的題中之義。

 

江大哥實驗出來一個經驗,福壽螺與野鴨子在不同時段能夠發揮不同作用;黃大哥通過多樣性種植來抵抗風險。這都是農友們結合自身所處生態系統,不斷觀察摸索、學習累積出的寶貴智慧。

 

我們少數民族本身有稻田養魚、稻田養鴨等農作方法,這也是“萬事互相效力”生態系統觀的一個體現。

 

而這些智慧中,最重要的是認知到“人的有限性”。我們只有認知到自身的局限,才能更加細致地去“認識”自然的力量,從而能夠掌握關鍵點,增加自己的智慧。

 

所謂智慧,不再是“控制”,而變成了“連接與協力”。

 

如果說慣習農法是通過“科學”的力量無限擴大人的控制力和重要性,那有機農業可能反而是需要人的退后和讓步。農人在生態系統之中,更多地成為了一個橋梁和系統的搭建者,不再妄圖成為整個系統的主導者。

 

這個感悟同樣也適用于社會工作者。

 

成為協作者

 

在黃大哥的社區里,他和我分享了很多社區營造的經驗,也帶我認識了接班的社區服務者。他反復強調的不是自己的重要性,而是如何能夠培養出社區里的更多中青年力量,繼續為社區公共事務效力,如何培養出接班人后,自己就盡快退后。

 

他帶我認識的這些中青年人,有些是社區發展協會的負責人,有些是不同社區的社會組織帶頭人。雖然我之前學過社區營造的基礎知識,但這次我發現,臺灣不同的實踐者對社區營造的理解并不盡相同。
 
 

雖然社區營造的工具箱是同一套,“造人”、“人文地產景”等,但造出“人和人的關系”之后該做什么,社區社會組織造出來后又如何運作?兩個社區的短短參訪讓我體會到,社區營造有一個重要價值是:搭建平臺。

 

在社區發展協會這個平臺上,不同社會組織因應社區具體需求而建立,然后社區發展協會需要找到不同的資源,協助村民完成不同的企劃申請,之后就讓不同的社會組織在一個社區中“互相效力”。

 

而社區發展協會的負責人需要掌握一套能力,協助組織帶頭人們設計和撰寫企劃書,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培養人,在適時的時候往后退。

 

沿著這樣的思路,我想到自己面對的云南鄉村社會工作困境,我們可能需要更具“智慧”和想象力。除了 “半農半X”這個可能性外,我們對鄉村社會工作者的支持也可以更加整全化,而不僅局限在社會工作。

 

通過這次學習,我再次確信了,回歸農業生產對于鄉村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性,它不僅是一種生計補充,也可以是一種力量的重建。因為社工每天要面對太多的人際互動,能量總是處于消耗狀態,與土地的重新連接,也許可以為社工提供一些空間,重新獲得能量并真正“回到”鄉村。

 

 

與土地的連結,可以長出力量,不僅是自下而上、生長的力量,也是自上而下的、扎根的力量

 

另外,我也看到,如果要重建一個“萬物互相效力”的鄉村公共服務系統,社工勢必需要看到自己的局限,學習“協作者”(Facilitator)的智慧與方法。

 

從長期目標來看,社工站不能成為公共服務的終極提供者,而需要更有意識地成為服務的資助者、組織者和協調者。當然,這對年輕同事的要求非常高,也勢必需要作為支持者的我們,更有意識地思考和設計。

 

抽象地看,我覺得我們需要一種想象力和視框,“整全”地看待鄉村社會工作和鄉村工作者。“全人”的視角,決定了我們非常需要學習“系統中的力量與互相平衡”,以及“協作者的自我覺察和合適位置”。

 

我相信,只有這樣的視角和智慧,才足以支持我們,在耗盡青春與情懷之后,仍然能看到自己工作的動力和價值。
 
 

年輕人為什么愿意回鄉村

 

因為關注年輕人的支持與返鄉,這次我也刻意與更多年輕“農二代”和青年們交流。

 

如果說,年輕人之前是因為鄉村資源和發展機會有限而被“排擠”出了鄉村,那近五年來,臺灣花蓮迎來了更多移民或回歸的年輕人。我的接待方蔡建福老師和學生一直在觀察這個趨勢,并使用了“生活主權”、“風格移民”等概念去解釋類似“逆都市化”的現象。

 

臺灣青年人回流鄉村,消極方面看,是都市的發展和資源日漸有限,且人的破碎化讓年輕人對自身的生活主權更加渴望;積極方面看,則是臺灣通過一系列惠農政策(雖然臺灣朋友都認為不夠)和民間在地化社會運動,讓年輕人看到了做農的價值和空間。

 

一些政策,如以補貼鼓勵資深農人做督導,支持年輕人務農,表彰一些農二代榜樣等等,也讓“農二代”們看到返鄉做農的可能性和自我價值感。

 

微觀地看,更多有機農業技術、市場通路和鄉村生活品質的上升,也是年輕人們愿意返鄉的重要助力。農友們都說,年輕人的體力不如上一代了,但卻需要更高的生活品質、更有趣的生產內容,這些都要求我們讓有機農業變得更有意思。

 

換言之,當鄉村的生產和生活變得更加豐富、更加考慮人的“生活品質”時,年輕人才會逐漸真正愿意“回到”鄉村來,而不僅是彷徨游走于城鄉之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從社區營造這個側面,我也看到鄉村發展協會是如何“創造”一些位置和空間,讓從都市回鄉的中青年人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我發現大家都有非常現實的考量,鄉村可能未必處處都有7-11等便利生活設施,但鄉村的健康環境、家庭的承擔、自己的主導權等積極因素,都是返鄉群體看重的地方。

 

這些觀察提醒我,我工作中的鄉村社會工作站也可以“設計”和“創造”出更多位置,使返鄉者發揮作用并體現價值。此外,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并創造條件,支持我們的返鄉青年社工們,作為中國第一批真正返鄉的年輕力量,活出自己的品質,讓更多同齡人和后輩們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和希望。

 

如果一直是“苦”的鄉村狀態,真的會有人愿意背負著家庭的不理解和同輩的笑話,返鄉并堅持下去嗎?如此的話,對年輕人來說,也未免太苛求了。

 

 

向接待機構匯報實習成果

 

我個人覺得,大陸“鄉村振興”戰略是一個順應目前經濟形勢和年輕人狀態的重要政策空間。且不說那些政績工程,就我自己的觀察,如果大陸大多數農村能實現臺灣鄉村生活條件的哪怕80%,年輕人回到鄉村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高。

 

社工也許無法控制道路硬化或人居環境改善,但至少可以為返鄉者創造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說,社工本身就是多種可能性的先鋒象征。

 

如果想讓更多年輕人愿意扎根鄉村,我們就要一起努力,奪回鄉村和年輕人的生活主權,讓鄉村不僅可以是晴天的藍天白云和浪漫鄉愁,更可以是雨天的安全出行、不臟腳不堵車;讓鄉村工作不僅是下雨天可以放下手頭事回家收衣服,也是一種對自我價值感和社會評價的體系重塑。

 

但是臺灣年輕人的言行也讓我看到,這樣的“野心”不是一股力量可以達到的,除了政策倡導要切實地被拉回到“人的發展”層面來,更需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去踐行和堅持。這樣的踐行和堅持,不是停留在“小確幸”的精致個人主義,而是在改變既定但不完美的結構中,無處不在的共同爭取。

 

并不是烏托邦

 

實習期間,住在花蓮五味屋“豐田的冊所”青年旅舍十天,我也努力“鉆”進五味屋的日常工作中,從倉庫整理、開箱分類、上架下架到兒童陪伴等簡單體驗。

 

 


五味屋

 

在小小的五味屋中,我看到鄉村社區同樣存在著人口老化、隔代照顧、單親家庭、邊緣兒童、族群刻板印象等等情況。五味屋并不是偏鄉的烏托邦,對這些經歷的任何過度美化反而會妄自菲薄。

 

但也正如一行禪師所說,腳步落地,就“到達了”。走好當下每一步,讓每一步都盡量是自己所認同的那一步,都盡量是完整的、踏實的、平衡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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